关于三国演义争鸣问题的再思考

《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杰出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它以其丰厚的思想意蕴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引起了历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成果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这些研究涉及作者、成书、版本、思想内涵、艺术成就、传播影响等方方面面，并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产生了热烈的争鸣，诸如《三国演义》的主题论辩、阶级性与人民性的评价、替曹操翻案问题，以及人物形象类型化的讨论，等等。本文拟对这些争鸣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评价，希望能有助于《三国演义》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一、关于主题研究的论辩

这是《三国演义》研究中争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历来众说纷纭，近百年来先后出现了近二十种说法，诸如“为蜀汉争正统”说、“拥刘反曹”说、“反分裂，求统一”说、“忠义”说、“天下归一”说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讴歌封建贤才”说、“歌颂乱世英雄”说、“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忠义变异”说、“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三本思想”说、“悲剧”说、“定命”说、“反思历史”说、“反映民族心理意识”说、“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宣扬用兵之道”说、“赞美智慧”说、“保国安民”说，等等。

《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为何会出现上述众说纷纭的现象？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三国演义》在成书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容纳了民间讲史、戏曲乃至史传的思想意识，同时又体现了其写定者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因而其思想内涵极其丰富复杂，导致上述各说均能从中找到赖以立论的依据，触及《三国演义》思想意蕴的某些侧面，有一定的合理性。西方文论家马戈利斯曾指出，“对艺术文本的任何一种解释不应当排除其他的解释方式，因为对于同一艺术文本可以由若干种言之成理的解释”，“只要与被解释的艺术文本有某种联系的解释都可被视为合理的。这样，对艺术文本的解释并不存在唯一合理的解释”[1]。这种看法无疑是通达的，也合乎文本研究的实际。对《三国演义》的主题论争，也不妨作如是观。另一方面，主题论争大概也是由于研究者对“主题”有着不尽一致的理解和界定。主题，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可以理解为作品的思想倾向或者作品客观上体现的意义与效果，还可以是读者从文学作品的具体描述中领会到的思想意义。这几种理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作者尤其是古代作者，其创作意图往往是难以寻绎的，即便作者公开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其意图也未必能完全贯彻于作品的具体叙述与描写之中。实际上，文学作品客观上体现的意义与效果，常常会远远超出作者的原意。至于研究者，则由于其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相异，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故而他们从文学作品中领会到的思想意义，所概括出来的主题思想，也必然会见仁见智。当然，主题论争似乎也存在有的论者刻意标新立异、吸人眼球的情况，如笔者曾读到一篇论文《明反曹，暗反刘——〈三国演义〉内容倾向新论》,对“拥刘贬曹”说提出异议，发表了一种颠覆性的见解。

《三国演义》的主题论争，对于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发现、领略《三国演义》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蕴，无疑是有帮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越多越好，更不是说对《三国演义》主题的诠释，如同盲人摸象，各说各的理。实际上，既然我们探讨的是《三国演义》的主题，那么在看到《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多义性、复杂性的同时，也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其主导性的思想倾向，也即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才庶几可以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持此以衡，笔者更认同黄霖先生对《三国演义》主旨的概括：“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一部《三国志演义》的主旨。”[2] 这一概括涵盖了“拥刘贬曹”说、“忠义”说、“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等，更符合作品的主导思想倾向，也更贴合广大读者阅读《三国演义》的感受。

二、关于阶级性与人民性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人们在分析、评价古代文学作品时，首先就是看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还是被统治阶级立场上，是为统治阶级说话还是为被统治阶级说话。于是乎“阶级性”“人民性”便成为判定一部文学作品有无存在价值、值不值得肯定的主要标准。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1/0406/4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