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创作与研究者文化身份的焦虑与确认第四届

2015年1月12日，由谭五昌、陈旭光、柳忠秧、李遇春、谢有顺五位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发起的第四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长沙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清华美院清美艺术研究会、《文艺争鸣》杂志社、《当代文坛》杂志社、国际汉语诗歌协会共同主办，由《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云梦学刊》《创作与评论》杂志社、清美华艺文化机构协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谢有顺，清华美院清美艺术研究会会长、当代艺术批评家余润德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总发起人兼召集人谭五昌致开幕词，他重点对“新锐批评家”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强调“新锐”不仅指一种相对年轻的年龄状态，更是指一种敢于大胆言说、不断追求真知灼见、彰显敏锐学术思维的精神状态。论坛发起人李遇春、谢有顺随后分别对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举办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到位的阐释。

谭五昌、谢有顺、李遇春、余润德、樊星、昌切、古远清、柳忠秧、庄伟杰、毕光明、贺仲明、罗庆春、朱其、胡洪建、杨四平、方维保、路文彬、王双龙、余三定、王涘海、马新亚、刘晓希、郭冰茹、余泽梅、吴投文、任美衡、晏杰雄等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云梦学刊》《创作与评论》等学术期刊的负责人与代表近30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此外，杨林、谭克修、黄曙辉、范文胜、路云等湖南本土实力诗人也应邀与会。与会人员紧紧围绕本次论坛“当下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的议题，就当下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及文化焦虑等核心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锐学术观点。

一、文化批评的困惑和危机

针对当下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与会作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当下文化批评研究者在普遍使用文化身份这一概念时，需要厘清身份与视点、身份与本土文学、身份与政治、文学与政治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真正属于中国经验的文化批评，切实推动中国文艺的发展。

武汉大学文学院昌切教授重点讨论了“视点与身份”，指出视角创作实际上是文化身份问题。大量的中国导演、作家、作品都是采用西方视点创作，比如张艺谋拍摄的早期电影、莫言的小说《蛙》、余华的小说《第七天》等。张艺谋作为一个中国导演，却刻意强调西方文化和编造子虚乌有的中国民俗，采用西方视点进行拍摄，因此他的文化身份十分暧昧。莫言的小说《蛙》涉及中国计划生育的问题，而计划生育问题是西方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常被指责侵犯人权。从余华80年代后期的作品直到新近根据新闻题材写成的小说《第七天》，都运用了西方视角，刻意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为什么众多的中国作家身份暧昧?昌切教授认为这是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扩散的结果，或者说帝国逻辑自然延伸的一种必然表现。从长远来看，西方视点导致中国作家的身份暧昧问题将会持续。目前的文化杂交状态只会令作家身份暧昧问题严重。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路文彬教授结合当下的中国语境，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抛弃身份概念，坚持无身份写作，承担社会责任。身份的英文是identity，亦可翻译为等同、同一，而一个事物等于自己，路教授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运用身份写作时，身份写作具有消极的负面解构意义，怀疑某一身份写作或者认同某一身份写作，实际上是歧视读者，造成创作者与阅读者沟通交流的艰难困境。同时过于强调的身份往往是自我单一的身份，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为了避免彼此的歧视困境，作家、批评家应坚持无身份写作，拥有责任意识。在当下，过于推崇“和”文化，导致了文学的异己之声很难进入主流文学和观众视野，使读者沦落为群氓。同时，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昧崇使得众多学者、教授不以教学、著书为业，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承担。作为知识分子不应受制于外部环境，努力摆脱不自由的状态，坚持自由创作、评论，承担历史的重担，坚持责任意识，用审美的眼光批判社会、反思自我。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贺仲明教授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批评家的精神高度，即文学的高度受制于精神的高度。精神高度的基本内涵有两点，一、对人类的关怀、人性的悲悯、爱与同情等善良的情感;二、哲学的思考，即存在的意义，延伸为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在当前的中国文学界，文学严重匮乏精神高度，很多作品缺少爱、公正、悲悯等情感。作家的精神高度非常低下，表现为:一、自私、偏狭等负面情感在作品中被大肆渲染、歌颂。二、作品中存在偏狭的情感，甚至充满了作家的个人私欲。三、作品中存在杜撰现象，许多作品编造了子虚乌有、骇人听闻的故事。从文学的整体情况看，对权力和金钱献媚的作品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文学界充满着铜臭之气。作家以文学为工具追名逐利，批评家肆意吹捧作品，不思公正。当下文学没有发出独立的声音，是由于在现实环境中，知识分子缺乏严谨的自我反思、自我解剖、自我批评精神，把一切罪过归咎于国民劣根性问题，而将自己排除在外。对此，文学应当审视传统，批判现实，不能为权力写作，而应为本土写作，对本土的优秀文学进行选择、甄别和继承发扬。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网址: http://www.wyzmzz.cn/qikandaodu/2021/0402/4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