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研究不能捕风捉影——以程光炜的“莫言家

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之间，本已成为“显学”的莫言研究，便更加热闹非凡。在这样一阵极度的兴奋中，一些早先对莫言的作品和家世并不太熟悉的学者，更是以一种快出“成果”，抢占学术高地的心态，对莫言开始了大规模的“火速研究”。这其中，尤以程光炜发表在《南方文坛》《新文学史料》《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期刊上的“莫言家世考证”等系列文章为代表。程光炜在“考证”的开篇中说，对健在的当代作家的年谱整理，即当代作家经典化的工作能否做，我在《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和《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两篇文章已有过论述。莫言是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文学创作生涯的老作家，“生平述略”，尤其1955年至1976年这一期间的活动，应该歧义较少。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今莫言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歧义，恰恰在于当代文坛上有太多无法确定的“莫言传说”。 程光炜在《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中说：“当代文学也应该推出自己的‘鲁郭茅巴老曹’来。对当代文学六十年，至少在我个人对‘后三十年’的文学评价中，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和余华的文学成就，已经具有了经典作家的意义。即使在191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他们的成就似乎也不应该被认为逊于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鲁郭茅巴老曹’。”基于这种在当代文坛“造神”，为当代作家排座次的心理，程光炜的“莫言家世考证”，可说是其对当代作家进行“经典化”的一种具体实施。尽管程光炜宣称“我的叙述从小处起笔，力图将材料做实，不夹带个人好恶”，但因为对莫言过度的追捧，程光炜对莫言家世的考证，仿佛就像粉丝们对其偶像的星座、逸闻和写真的大量收集，很难说有多少学术的含量。这些“考证”除了大量东拼西抄的文字堆积和转述之外，常常是错讹百出，根本就看不出程光炜进行过多少去伪存真的甄别，更谈不上有什么客观理性的学术分析。 就“考证”的材料来看，程光炜主要依据的是：《说吧，莫言》《莫言王尧对话录》《大哥说莫言》和《莫言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本书。而这几本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出自莫言的散文及其亲友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一个学者，程光炜竟然公开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引用的材料首先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对于这些书中常常互相龃龉的内容和材料的真实性，程光炜却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吸收，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最基本的考证。倘若对这种粗枝大叶、急功近利的学风不进行及时的纠正，最终只能是以讹传讹，给文学研究造成新的混乱，更多质量低劣的学术论文就会大行其道。 只要认真读过莫言作品的人，一眼就知道，莫言散文中的人和事，许多都是天马行空，子虚乌有地虚构出来的，尤其是莫言在文章中对自己不断地美化和其家族的神话。也许是发现莫言的散文的真实性已经遭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怀疑，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在其所著的《大哥说莫言》一书中，赶紧出来为莫言打圆场说：“我在这里要说，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说，不能当真的。散文是创作，允许虚构，这也是传统。”“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写出来的《岳阳楼记》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杨朔《雪浪花》里的老泰山，《秋色赋》里坐火车大发诗兴的老农民，一定是虚构的。莫言的散文也一样。莫言在到俄罗斯之前就写过《俄罗斯散记》。平安庄虽有基督徒，却没有带着‘高高十字架’的教堂，大栏一带更不存在什么‘雪集’。”管谟贤特别提醒读者说：“莫言只是从写文章的需要出发，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可也。万不可当真，更不能将其引入自己的文章，当作事实宣传。① 对于莫言大哥的忠告，程光炜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完全是置若罔闻，甚至根本就不当成一回事，而是我行我素，大量地将莫言的散文，当作真实的材料来引用。试想，倘若考证中引用的材料的真伪都成问题，程光炜“莫言家世考证”的学术价值又靠什么来保证呢？本文试图将程光炜“考证”中的诸多讹错指出来，并希望能够看到，在中国的学术界，能够出现真正治学严谨，令人信服的作家研究和家世考证。 对于莫言早年刻苦的读书生活，坊间一直流传着诸多“心灵鸡汤”似的传说。而这些传说的发源地，大都出自莫言的各类文章。程光炜在“莫言家世考证”中，引用了莫言在其散文《童年读书》中的一段叙述，并想当然地说，莫言对于看第一本闲书《封神演义》时的情形一直记忆犹新：这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②紧接着，程光炜就得出“结论”说：“从这材料能够窥知，在制度管辖的死角，在一般城市的小画书书摊上，或是偏僻的农村村落，《封神演义》等一些属于封建糟粕的禁书也还在孩子们中间悄悄流传。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借助学校向青少年灌输正统的社会观念，这观念内容自然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但脱离了学校的莫言也脱离了这种灌输管道。如果这样看，他等于不自觉接受了小说《封神演义》的非正统观念，与此同时也在吸收当时正统小说里面的这类内容。” 但程光炜却根本就不知道，莫言的许多故事，常常都有多个版本，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莫言的这些煽情故事，纯属就像当今那些子虚乌有的“励志故事”一样，完全是凭空虚构的。2000年3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进行演讲时，莫言的这则读书故事，又被刻意添加进了狗血电视剧里常常出现的凄美的“爱情元素”。莫言告诉那些国外的听众说：“我们邻村一个石匠家里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这套书好像是在讲述三千年前的中国历史，但实际上讲述的是许多超人的故事，譬如说一个人的眼睛被人挖去了，就从他的眼窝里长出了两只手，手里又长出两只眼，这两只眼能看到地下三尺的东西；还有一个人，能让自己的脑袋脱离脖子在空中唱歌……为了阅读这套书，我给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阅读这套书两个小时，而且必须在他家的磨道里读。我读书时，石匠的女儿就在我的背后监督着我，时间一到，马上就收走。如果我想继续阅读，那就要继续拉磨。那时在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钟表，所以，所谓两个小时，全看石匠女儿的情绪，她情绪好时，时间就走得缓慢，她情绪不好时，时间就飞快。为了这个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只好到邻居家的杏树上偷杏子给她吃……我十五岁时，石匠的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她扎着一条垂到臀部的大辫子，生着两只毛茸茸的眼睛，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我对她十分着迷……我跟在她的身后，用自己的脚去踩她留在河滩上的脚印（笔者按：这段文学化的描写，与贾平凹的小说《秦腔》中，疯子引生去踩美丽的白雪脚印那段描写简直如出一辙），仿佛有一股电流从我的脚直达我的脑袋，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我鼓足了勇气，在一个黄昏时刻，对她说我爱她，并且希望她能嫁给我做妻子，她吃了一惊，然后便哈哈大笑。她说：‘你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痴心不改，又托了一个大嫂去她家提亲。她让大嫂带话给我，说只要我能写出一本像她家那套《封神演义》一样的书她就嫁给我。”③ 就后一个“版本”来看，“艺术加工”的痕迹更加明显，它可说是前一个“版本”的升级版。关于读书，莫言杜撰出了无数个苦难、凄美、勤奋、执着，而又令人生疑的“励志故事”。这其中，尤以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中所讲述的，莫言于1976 年2月应征入伍，背着母亲卖掉结婚时期的首饰，帮莫言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让莫言又爱又恨的地方，开始了人生的重要时期。这则故事最为煽情。对于这则“心灵鸡汤”，笔者至少看到了六个出自莫言之口和莫言文章的不同版本。这些文章都不言而喻地告诉我们，莫言的母亲堪称是一位远见卓识，教子有方的新时代的“孟母”。读莫言的《童年读书》《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学》，我总是想起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但我从未听说过苏联的学者们会将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中的高尔基，当成现实中的高尔基。莫言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散文可以大胆地虚构，而且我相信90%的作家已经这样做了，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所以我说索性把散文真实性的定义彻底否定掉。虚构的散文，散文无非是一种文体，并不一定是亲身经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④莫言甚至将司马迁被鲁迅先生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真实性也彻底否定了。莫言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越是久远的历史，距离真相越远，距离文学越近。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根本不能当做历史来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的过程。”或许在莫言的眼中，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学家，只有一些像莫言这样“讲故事的人”，更不可能有什么“董狐笔”，所有的历史都像他的小说和散文一样完全是凭空虚构出来的。莫言在与王尧对话时，居然爆发出了惊人的想象力，杜撰出了一场海明威与福克纳的“中国式骂街”。莫言说：“现在一提福克纳，一提海明威，我们还是把他们神圣化了，动不动就拿他们跟中国作家比。实际上，这些作家本身也存在着我们现代中国作家的很多问题，他们之间也互相攻击。海明威骂福克纳的作品是重庆嘉陵江用船拖的那些东西，是‘龙船载狗屎’，又臭又长，还说他的句式像牛马反刍出来的东西。谁能信海明威骂福克纳，一律采用的是中国式“国骂”，甚至连中国民间的歇后语都用上了，我们不得不佩服莫言“讲故事”的能力。 正因为否定散文的真实性，我们才从莫言的文章中，看到了如此之多自相矛盾，天方夜谭一样的莫言传奇。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学者，程光炜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对此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连这一起码的事实都没有注意到，就捕风捉影地从莫言自说自话的文章中摘抄大量的文字，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其结果只能是沙滩上建高楼，早晚都会坍塌下来。 莫言在《我的大学》中说：“有一年寒假，大哥探亲回家，趁他睡着时，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们炫耀。小伙伴们讽刺我：‘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个大学生。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唯出身论搞得越来越凶，我的大学梦也越来越渺茫。”⑤在这篇文章中，莫言还披露了更猛的一则“猛料”：莫言曾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写过信，向他表示过自己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并得到了教育部的回信。莫言自我炫耀说：“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但令人生疑的是，对于这样的“奇迹”，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在编撰“莫言年谱”时却只字未提，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按通常的做法，莫言或者莫言的家人，无论如何都有可能会将这封信收藏起来，并且成为高密乡惊天动地的美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程光炜却自相矛盾地说：“《我的大学》这篇回忆文章透露的信息十分丰富。虽然叙述的有些事实因年代久远，未必都符合真实情况，但它的史料价值愈益凸显出来，值得研究者参考。”既然都不符合真实情况，其史料价值又从何而来？研究者如果将这样的“史料”以假当真地写进学术论文，岂不是误人子弟，为当代文坛留下一堆乱麻？ 程光炜在谈到莫言辍学的原因时说：“因为出身中农，他与中学无缘，多次报名参军被拒，他已隐隐感到这是新社会的阶级壁垒在将自己置于困境。”对于辍学的原因，从莫言的笔下或者口中，我们至少看到了四个不同的“版本”。一、因为莫言和同学们看到了学校担任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正往代课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第二天就把此事告诉了村子里的人。郑红英即以“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能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为由，迫使莫言辍学了。⑥二、文革开始的时候，莫言和几位同学成立了“蒺藜造反小队”。莫言还创作了一首《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的打油诗。并把学校的课程表放到炉子里烧了。之后由于其他参加“蒺藜”的同学全部叛变，莫言的大哥也受到牵连，学校的老师认为是莫言的大哥支持莫言出来和老师对抗。莫言说：“我父亲他们当时特别恐慌，说如果他们告到你大哥的学校，就会影响你大哥的前程。我当时压力很大，寝食不安。后来我就不上学了，干活又干不了，家里有羊，我就放羊，非常无聊。”⑦三、1967年初，“上海、青岛等地开始夺权。莫言的大哥回乡探亲，带回一些造反派的传单。莫言受此启发，到学校造反，贴老师大字报，骂老师是‘奴隶主’，撕烂课程表，成立战斗队，到胶县（现胶州）去串联，在接待站住了一晚，尿了炕，吓得第二天跑回家。为此学校决定开除他。后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上中学也要贫下中农推荐，莫言就此失学了”。⑧但在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的同一本书里，却出现了“莫言因给老师提意见受到警告，从此辍学”⑨这样出尔反尔的说法。后一说法与莫言到学校造老师的反，完全形成了阴阳颠倒的大逆转。四、莫言自述说，其没能上初中，完全是因为一位老师从中作祟。当时莫言家是富裕中农，并且莫言已和堂姐一起上了中学，但这位老师说，上一个就行了，就让其堂姐上，而不让莫言上，从而剥夺了莫言上学的权利。⑩（笔者按：在与王尧对话的同一本书中，莫言辍学的原因又有截然不同的说法）而在《酒后絮语》中，莫言又说：“那时我因为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程光炜在其“莫言家世考证”中，对于这些乱云飞渡的莫言“家世”，完全是只为浮云遮望眼，莫衷一是，根本就看不出其究竟考证出了什么子丑寅卯，反而是制造出了一大堆新的“莫言神话”。 事实上，程光炜所说的莫言辍学是“因为出身中农”纯属是一种虚构。与莫言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大哥管谟贤不但上了中学，而且还上了大学，其二哥管谟欣也于1964年从大栏小学毕业，并考入了高密二中读初中，之后也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程光炜说：“从2003年7月14日莫言《写给父亲的信》这封家书中，读者得以知晓他的家教很严，兄弟几个和亲戚都有点惧怕父亲。据莫言说，父亲从不打骂他们，但如果村里有人说‘你爹来了！’正在撒野疯跑的他立即会噤若寒蝉。”事实上，莫言的这些说法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真实性。莫言在日本驹泽大学演讲时，讲到了自己因为偷生产队里的一个红萝卜，被发现之后，父亲认为他丢了家庭的面子，勃然大怒地和家人一起，对莫言大打出手。莫言描绘其父亲打人时的凶狠说：“父亲好像从电影里汲取了一些经验，他找来一条绳子，放在腌咸菜的盐水缸里浸湿，让我把裤子脱下来——他怕把我的裤子打破——然后他就用盐水绳子抽打我的屁股。”?程光炜在文中引用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的话说，父亲教育子侄十分严厉，甚至他的同辈都惧他三分：“我们小时，稍有差错，非打即骂，有时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有一次居然要我将一册语文书倒背出来，背不出就打”。明明莫言的父亲信奉的是“黄荆棍下出好人”的野蛮教育方式，程光炜却要为尊者讳，用“家教很严”这样褒奖的字眼来文饰莫言父亲的粗暴呢？莫言和其大哥已经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其父亲打人时的凶狠，这种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的事实，程光炜却居然“考证”不出来。 程光炜“莫言家世考证”最大的弊病，就是缺乏独立的思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用一种仰视的眼光来研究莫言。其结果，只能是一味被莫言真假难辨的文章牵着鼻子走，从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程光炜在描绘莫言的三爷爷时，借用莫言的说法写道：三爷爷在村里第一个骑自行车，性豪爽并嗜酒，像大哥一样风流倜傥。他讨厌农活，喜交社会上的游侠人物，如各霸一方的高云生、冷关荣、姜黎川等人。日本入侵，这几帮人就揭竿而起成为各色游击队。“就在这样的乱世中，我三爷爷跟这帮人天天混，有一次冷部的一个坐探拿出一把枪，很小的勃朗宁手枪，给我三爷爷看，说管三你看，我最近弄了一支枪，多漂亮，象牙柄的。我三爷爷蔑视地说，你那枪，能叫枪吗？这样的枪射出的子弹钻到我鼻孔里边，我给你擤出去了。坐探说真的吗？我三爷爷说真的。坐探对着我三爷爷肚子打了一枪，子弹钻了进去。我三爷爷拍着肚皮说，没事，没事，喝酒，喝酒，找了块破布往肚子上一堵，继续喝酒。”这段出自《莫言王尧对话录》中的“传奇故事”，一看就知道是瞎编的。想不到，这种只能出现在“抗日神剧”中的狗血“镜头”，也被程光炜“考证”成了事实。管谟贤在《大哥说莫言》中明确告诉读者说：“好像是姜部的人吧，住在他家里，据说不知是副官还是护兵擦枪走火，打中了他的肚子，肠子都鼓出来了，又塞了进去，贴了贴膏药算完，不几天就发炎，拖了个把月就死了。”莫言与其大哥管谟贤说的三爷爷之死孰真孰假，可说是一目了然，但程光炜居然在文中宣称：“这些都与莫言的叙述不同，此材料尚待继续考证。”子弹打进肚子里，居然还会像莫言所说的三爷爷那样“没事”，并且继续喝酒，程光炜难道相信，莫言家族中真的会有这样古今中外罕见的奇人？既然程光炜对此连最基本的常识判断都没有，其模棱两可的“考证”又有什么意义呢？倘若读者没有看到管谟贤的叙述，而只是看到程光炜的“考证”，或许真的会以为，莫言的家族的确是不同凡响，真的是高人云集，豪侠辈出。我们非常痛心地看到，如今这种以假乱真，捕风捉影的“作家研究”，正在悄然兴起，它的要害在于，不但没有弄清原有的问题，反而制造出了新的假象，最终只能造成学术的混乱。（笔者注意到，将莫言的散文，甚至小说中的故事当做莫言家中发生的真事，在某些学者的莫言传记中已经大量出现。） 莫言常常把自己虚构成为一个从小就与众不同，思想另类的人物。莫言在《我的老师》中说：“我五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农村几乎没有。”在《故乡往事》中，莫言写道：“我这辈子记住的第一件事，是掉到茅坑里差点淹死。那大概是我两岁左右的事。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暴雨很多，骄阳如火的夏天，家里那个用砖头砌就的很深很大的露天茅坑里潴留着很多雨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草木，草木灰中蠕动着长尾巴的蛆虫。”“‘大跃进’，大炼钢铁，吃公共食堂时，我已三岁。先是记得我家菜园子旁边那株数人难以合抱的大柳树被杀了，拉去当炼钢铁的燃料。杀树时我跟着姐姐满腔怒火地站在很远的地方看。”根据莫言大哥在《大哥说莫言》中的叙述：1961年，莫言7岁，进入大栏中心小学读书，老师为之取名管谟业。也就是说，莫言五岁上学，根本就没这回事。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人的记忆，最早一般不会提早至3周岁以前，大部分人开始记事都是在4到5周岁。莫言连自己两岁左右掉进茅坑都记得，并且还能清楚地知道那是“暴雨很多，骄阳如火的夏天”，甚至还能准确地描绘出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草木。三岁的时候就爱憎分明，懂得对砍树的人满腔怒火地表示愤怒，这表明莫言不是神童又是什么？与同学打赌，莫言一口喝掉一瓶蓝墨水；饥饿时，一顿吃了三斤面粉做的馒头（笔者按：一斤面粉加半斤水，通常可以做15个饭堂那样的馒头。也就是说，三斤面至少可以做45个馒头，莫言是否舍得在那样贫困的日子里，一次就将家里仅有的三斤面粉换成馒头一个人吃个精光，又怎样将这45个馒头吃进肚子里而不撑坏肚子，难道莫言的肚子真的就是“无底洞”？）。在程光炜的“莫言家世考证”中，根本就没有对这些疑窦丛生的“莫言叙述”提出过一星半点的质疑，反而是把许多对莫言近乎神话的描写当做至宝，进行大肆的渲染。 我们知道，莫言常常用虚构的笔法，在文章中刻意夸大自己的苦难。饥饿的时候，不但连煤块也吃得喷香，甚至连蛤蟆肉也想弄来吃。为了渲染自己的贫穷和饥饿，莫言多次在文章中告诉读者，他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像某作家那样，一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在别的场合，莫言又告诉读者，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娶上石匠美丽的女儿）。因为贫穷，莫言就连寒冷的大冬天，也是赤着双脚，光着个屁股去上学的。但从莫言与王尧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大约在1958年吃大食堂的时候，莫言家就已经有了热水瓶。热水瓶在1958年的农村，绝对要算稀缺的高档商品了。莫言家里连当时非常稀缺的热水瓶都能买得起，怎么会在数九隆冬连给莫言买条裤子的钱都没有呢？而山东冬天的气温是多少，程光炜不可能不清楚。程光炜的“考证”，不但没有将这些令人生疑的东西准确无误地考证出来，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告诉读者，莫言的文章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反而将一看就不符合事实的材料，当做真实的“莫言家世”。这种草率的学风，可说是在当代作家研究中开了一个坏头。 在我看来，与其说程光炜是在进行莫言家世的考证，倒不如说是在盲目崇拜，照本宣科地进行伪证。尤其是在《故乡朋友圈——莫言家世考证之八》中，程光炜的“考证”，几乎就是一大堆莫言资料汇编。这种缺乏学术含金量的文章，很难让人与“学术”二字挂上钩。莫言与其大哥管谟贤各自的叙述，常常是互相打架。莫言说：“我母亲十五岁就由她的姑母做主嫁给了十四岁的我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生活。”?而莫言的大哥则说：“我母亲姓高，1922年生于河崖小高家庄（现名北高家）。大名高淑娟，但一辈子没用过……母亲是17岁嫁到我们家的。母亲的亲生母亲在母亲两岁时就去世了。她来到我们家五十多年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及至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母亲常叹自己命苦。”我们知道，莫言的母亲出生于1922年，于1994 年1月病故，终年72岁。照莫言的说法，莫言的母亲从十五岁就嫁到他们家，莫言的母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莫言家生活长达六十多年。15+60=75，这样的算术题小学生都会算，难道莫言还不会算？（笔者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丰乳肥臀〉解》中，莫言又说自己的母亲：“她老人家三岁丧母，跟着她的姑母长大成人。母亲十六岁时即嫁到我家，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生活。”而在《我的〈丰乳肥臀〉》中，莫言又说：“我的母亲是一个身体瘦弱、一生疾病缠身的女人。她四岁时，我的外婆就去世了，过了几年，我的外公也去世了。”由此可以看出，莫言外祖母的去世时间和母亲的出嫁时间，几乎都是一些神仙数字，从来就没有个准。程光炜这些像雾像雨又像风，花里胡哨的学术文章，美其名曰叫做“莫言家世考证”，但我们在阅读程光炜的文章之后，心中照样是旧疑未解，新疑又生，始终对莫言的家世捉摸不定。或许这种原因的发生，与莫言和其大哥管谟贤所主张的，散文可以虚构密切相关。 迄今为止，莫言的家世，即便是在莫言家人的口中，照样有着诸多的谜团。莫言的大哥说：“母亲的亲生母亲在母亲两岁时就去世了。”而莫言则说：“母亲生于1992年，四岁时外祖母去世，她跟着一个姑姑长大成人。”莫言的大哥说：“母亲缠足，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因劳累过度，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于1994年1月病故。”但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人崔哲的采访时却说：“父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仅有的一次，是1993年母亲去世后，莫言为了让父亲散心，劝其到北京住。”?说莫言和他的大哥弄不清外祖母什么时候去世，倒情有可原。但莫言的大哥和二哥对于自己母亲去世的时间，怎么也会弄出两个不同的“版本”呢？ 程光炜既然要想研究“莫言家世”，首先就得对莫言及其家人口中这些犹如迷雾一样的说法进行认真仔细的甄别。岂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捕风捉影地人云亦云。 注释： ①⑧⑨　管谟贤：《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45-146页，第227-228页，第66页。 ②?　莫言：《说吧，莫言》，《秋天北京下午的我》，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72页，第25页。 ③　莫言：《说吧，莫言》，《恐惧与希望》，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26-28页。 ④⑦⑩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94-194页，第71页，第62-63页。 ⑤⑥??　莫言：《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49-250页，第8页，第270页，第285页。 ?　《瞭望东方周刊》：http：/// magazine/article_.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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